从2015年底中央环保督察巡视在河北试点开始,环保问责风暴在各地掀起并覆盖全国31个省份,已有超过1.5万人被问责。
环境保护督察是近年来环保一项重大制度安排。2015年7月,中央深改组第十四次会议就审议通过《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明确建立环保督察机制。
督察“第一剑”,就剑指当时环境问题突出的河北。2015年底,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北开展督察试点,随后,环保风暴不断推向全国。
2016年7月,首批8个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西、云南、宁夏；2016年11月,第二批7个督察组督察北京、上海、湖北、广东、重庆、陕西、甘肃；2017年4月,第三批7个督察组督察天津、山西、辽宁、安徽、福建、湖南、贵州；2017年8月,第四批督察组陆续进驻吉林、浙江、山东、海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含兵团)。
至此,在两年多的时间内,环保风暴已经无死角覆盖31个省份。不少人将督察视为“刮骨疗毒”。“原来治污就像打一巴掌,这次感觉刀真的架在了脖子上。”一家企业表示,环保再不达标,就会“死得很惨”。
不少专家认为,环保督察不仅查企业,更重要的是督“政府”,环保风暴带动的是问责风暴。根据环保部公布的督察反馈情况,全国环保督察问责人员已经超过1.5万人。
——环保为经济让路,干部思想有“雾霾”。
陕西关中地区重化产业比重较大,但近年仍在大量新建扩建高污染项目,不仅加剧区域大气污染,也为今后产业结构调整带来沉重负担。这背后,是一些地方在制定考核目标任务时,仍在“以GDP论英雄”。督察组在河北、安徽等地发现,当地政府对各地市目标管理绩效考核中都曾出现生态环境指标权重下降问题。湖北荆门、潜江等地甚至一度将招商引资任务完成情况列为环保部门年度评先评优的“一票否决”项。
个别地方党政领导思想的“雾霾”甚至比现实更严重。督察组指出,北京部分基层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习惯把环境问题归咎于客观原因；在内蒙古,半数盟市党委常委会很少专题研究环境保护,有的甚至一年没有研究环保问题。
——污染问题“不曝光不解决”,治理“投机取巧”。
广东汕头市潮阳区垃圾处理设施三年三次变更选址,至督察组进驻时仍未开工。天津市北辰区刘家码头村集聚近千家废品回收小作坊,积存大量垃圾渣土和污水,长期解决不力,直至2017年4月环保部督察并经媒体曝光后才得以整治。
还有的急功近利,导致钱花了、活干了,但效果甚微。天津市滨海新区、武清区在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周边区域采取控制交通流量、增加水洗保洁次数等功利性措施。
——上报数据“做手脚”,监测数据造假。
河北省发展改革委2013年到2015年对地市上报的压减钢铁产能封存项目基本没有进行现场核实,个别封存设备仍在生产。西安市长安区、阎良区相关人员环保底线意识不强,人为干扰国家空气质量监测子站正常运行,对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实施造假。
——自然保护区、重点流域环境问题突出。
祁连山是西北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14年国务院批准调整保护区划界后,甘肃省国土资源厅仍违法违规在保护区内审批和延续采矿权9宗、探矿权5宗。黑龙江大庆市杜尔伯特县违规对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施开发项目,造成保护区内1万多亩湿地被毁。由于地方违规侵占湖面进行旅游开发,安徽巢湖滨湖湿地遭到破坏,入湖十五里河等水质长期劣五类。
防止“一刀切”“一阵风”
两年多来,随着环保亮剑,一系列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
地方政府的环保红线意识大大增强,地方产业转型也升级加速。作为中央环保督察“首站”的河北,今年共排查整治“散乱污”企业8万多家。
随着新发展理念的不断落实,各地完善考核评价、干部问责等制度,为党政干部“戴上紧箍咒”。黑龙江省鹤岗市将环保工作纳入县区工作年度目标考核,考评权重由原来的6分增加到10分。以往环保部门单打独斗的现象也得以改观,一系列长效机制得以建立完善。借鉴中央环保督察模式,多地建立省级环保督察制度,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在河北、重庆等试点省市展开。
环保高压下,一些地方在问题整改中,曾简单粗暴地对洗车店、餐饮店、洗衣店等民生相关行业企业采取“一刀切”临时关闭措施。对于此类问题,今年8月初成都市下发紧急通知,不允许临时性关停方式应付环保督察,不允许搞形式主义、不允许借环保督察名义影响企业正常生产和群众正常生活。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等专家建议,环保督察可以借鉴巡视的经验做法,把全覆盖和“回头看”结合起来,防止地方为应付检查搞“一阵风”,还可以加大对重点问题进行专项督察力度,让环保利剑时刻高悬,巩固环保治理的成果,让百姓在问责之后,看到更多实际的环境变化。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