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媛媛

6月26日，在强烈的“反建”声中，湖北省仙桃市叫停了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而在2014年6月，仙桃市城建重点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正式奠基并开工建设。

“邻避运动”在中国已经持续了10多年，并逐渐走入了各方自说自话、互不信任、拒绝沟通的死胡同。特别是近年来，“上马—抗议—停止”的过激博弈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理性沟通越来越难，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纵观近年来发生的典型邻避事件，几乎每一起都是由利益失衡、沟通不畅、信任缺失、情绪焦虑等多重因素叠加所致，公众焦虑程度与项目可接受度呈明显的正相关。焦虑程度越高的公众，越不倾向于支持在周边建设项目。焦虑情绪持续放大，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一瞬间爆发出来，出现后果难测的冲动行为。

信息沟通不畅，触发集体焦虑

焦虑来自各方对风险程度的认知鸿沟。建设项目的潜在环境风险及实际运行情况如何？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能否落到实处？社会公众和环保组织与政府和企业的沟通对话是否顺畅？在项目立项和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三缄其口，不愿意正面回应公众的质疑。反过来，因为不知情，公众对项目的风险有较高估计，滋生出对健康等切身利益能否得到有效保障的无限担忧。

事实上，邻避事件不单纯涉及环境问题，也涉及社会治理问题。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担心公众不理解、不合作，甚至出现影响稳定的群体性事件，所以，不愿公开太多信息，不敢发动群众广泛参与，而是希望静悄悄地把该做的事情做了。另一方面，一些公众也缺乏必要的民主协商和理性博弈能力，不愿听取也不相信项目组织方关于环境风险的任何解释。这样一来，双方都很容易认为对方缺乏诚意与善意。

如何迈出良性沟通的第一步？政府应考虑发展定位和所在地环境容量，主动公开项目信息，让公众参与进来，依法民主决策。就公众关心的项目建设情况实现信息共享，充分满足公众知情权，避免增大隔阂。通过多种方式，如新闻记者招待会、吹风会、来访日等，及时通报项目进展情况；建设项目官方微博微信平台及公示栏，及时更新相关情况，开展科普宣传，收集群众意见，使之成为社会各界了解项目建设和对公众意见诉求进行有效反馈的高效平台。同时，公众也应适度克制情绪，合情合理合法地表达诉求。

利益平衡不够，加剧集体焦虑

邻避事件不单纯涉及环境问题，也涉及利益平衡问题。任何一项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或工业设施，都有可能给当地某一区域的居民带来某种负面效应，比如说潜在的健康影响、财产损失。政府部门不应回避这一现实问题，而应通过现场调查、科学核算、民主协商等方式，让利益受损的群体得到合理补偿，由受益群体支付必要的成本。

从思想认识根源看，长期以来，很多人自然而然地认为，发生利益冲突时，局部利益、个人利益应让位于公共利益。但是，邻避设施牵涉到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都具有正当性，都应予以充分保障。不建公共设施，绝大部分人的利益都会受损；不保障公共设施周围个体的合法利益，公共设施建设也无法顺利推进。只有通过各方的妥协与让步，补偿与互助，才能找到最大利益公约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避免陷入双输格局。

要兼顾两者，就需要探索建立可操作的利益补偿机制。可以是现金补偿，如我国台湾地区，垃圾焚烧厂营运前由环保署按主体工程中标价的5%提供现金补偿；也可以是公共服务补偿，如兴建学校、公园、图书馆，提高社区的品质；还可以是就业机会补偿，让利益受损者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充分合理的一揽子利益补偿，会促使坚决反对者软化立场，接受邻避项目。

缓解集体焦虑，须留足缓冲地带

现实中，矛盾冲突发生后，政府、企业和民众之间，缺乏足够的缓冲地带。从进程上看，邻避运动都有一个从最初的个体抗议，到通过社交媒体串联，再到寻求意见领袖、社会公知、专业人士、社会组织支持的过程。于是，群体性焦虑感就在一个小区域内快速集中起来，形成愈演愈烈的正反馈。

缓解集体焦虑，必须有效发挥各相关主体的缓冲、隔离与冷却作用。

比如，法国成立了各行业专家组成的公众调查委员会，当政府与公众就某一个事件发生冲突时，调查委员会启动严格的调查程序，包括调查问卷、走访调研、接待公众、发布调查信息，并有具体的时间和接待公众的次数要求，最后出具调查报告，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有效缓解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

社会组织也应引导利益群体理性合法地表达诉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初始阶段。特别是在邻避冲突中，社会组织应尽可能约束或劝阻其成员放弃过激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事件的参与人数和越轨行为，真正成为社会矛盾的缓冲器和调节阀。

例如，河南郑州电子废物拆解项目在即将引发邻避运动之际，当地环保组织绿色中原科学理性解读该项目对环保的益处，帮助公众了解政府决策背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冲突的发生。

此外，要重视意见领袖、专业人士、公共知识分子的正向引导作用。他们往往是邻避运动的重要参与者，扬汤止沸或推波助澜都在一闪念之间。要建立高水平的专业化智库，广纳贤才，平时发挥智囊与科普作用，应急时引导邻避运动走向理性、客观、和平的方向。

缓解集体焦虑，须建设标杆项目

要缓解集体焦虑，最根本的途径，还是要将好项目建设好。垃圾焚烧等民生项目，不仅要在技术经济上可行，也要从项目规划、选址、环评、建设、运营、监督等各个环节入手，有效控制环境风险，让项目真正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检验。

境外的一些垃圾焚烧处理设施之所以能化解邻避纠纷，首先在前期项目布局、选址中广泛征询公众意见，通过公开招投标过程，撇开利益关联，让公众了解，政府部门把项目的“安全性”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仅仅考虑“必须性”和“有益性”。同时，督促相关企业和项目向公众开放，让人们切实感知到垃圾焚烧过程是安全可靠的。

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在环境决策中真正做到充分考虑社情民意，督促相关企业及时全面公开项目信息，做到严格自律，确保污染物排放能达到国家最严标准。

通过公开运营状况，告诉公众垃圾焚烧确实会产生一些二噁英，但有办法将其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垃圾焚烧确实会产生飞灰，飞灰也确实属于危险废弃物，但企业会固化处理后按规定进行填埋；焚烧也会有烟气排放，但是烟气净化处理技术已经很成熟，尘、硫化物、氮氧化物等关键指标都可以达到并且高于新的排放标准，从根本上打消公众的疑虑。

事实上，已经有一些企业走在了打造标杆项目的前列。比如光大环保能源（宁波）公司在厂外环保公示屏上实时公布所有排放数据，并在2014年9月和2015年3月，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其排放情况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与他们的在线监测数据完全一致，此举也赢得了周边居民的信任。

一言以蔽之，要有效缓解公众集体焦虑，从根本上解决邻避问题，必须及时准确公开信息，全面增强理解互信，满足公众核心诉求，增强公众对美好环境的获得感。

                                                                                     来源：中国环境报